陈可辛解释这场戏说：“《投名状》里这第一场戏就违背了‘兄弟’的规律，三兄弟怎么能做这么凶残的事情？这样的戏就算在好莱坞也是反传统的，没有一个大明星会演这几个角色，一上来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三个主角在街上随便拉三个人就杀，死的全是无辜者。但在从前，‘投名状’的含义就是‘兄弟结义，各杀一人，从此兄弟的命就是自己的命，天下的人皆可杀’，这个定义来自《水浒》，林冲投奔梁山结义，也是要杀人表忠心的，原来兄弟结义的情义比别人的命都大！我觉得如此复杂幽深的人性已经脱离了很多传统的古装片和兄弟片的框架，内涵很大。”

　　陈可辛甚至开玩笑说，他曾听过更夸张的一个版本：三国时代的“刘关张”是先回家把各自的老婆干掉，然后才去结义的，因为结义就必须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家里人都得死。陈可辛很难理解这样的“情谊”，所以此次也想借《投名状》来探讨那种男性情谊为什么必须如此极端，与这种“结义极端”相对应的，是《投名状》后半段，看似坚不可摧的情谊在利益面前瞬间崩塌，彻底颠覆了吴宇森、周润发那种老派英雄片中的英雄好汉江湖情。

　　对于这样的刻意颠覆，陈可辛说他在理念上本就跟吴宇森有所出入，他这次甚至最想表达与吴宇森截然相反的“友情不可靠”：“这是吴宇森导演较少去碰触的表达，因为他相信友情是无价的，但其实很多友情并不可靠，尤其是喝了酒在表面上跟你称兄道弟的那些人。我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比较清醒，每次谁喝了酒跟我称兄道弟，我都觉得他好像在演戏。”

　　单从这个“反兄弟”的前提看，陈可辛就有心把《投名状》拍成与时俱进的电影：清末的乱世对应物欲熏心的当下，各自挣扎的三兄弟对应人人自危的现代人，无论你坚持与否，都必将被时代的洪流吞没。

　　明星：全盘否定

　　李连杰对老大这一角色的解读也可看出《投名状》的“非脸谱化”，他说这是个无法评判好坏的悲剧人物：“这个大哥，经历了从土匪到士兵再到大富大贵三个阶段，性格很多层。在人性被挤压的年代，他首先是一个充满野心的人，他看到战争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面对现实却又避免不了去用残忍的以暴制暴的手段，所以是很悲剧的一个人物，很难用好坏去定义。”

　　陈可辛说简单的兄弟情仇并不是最吸引他的元素，“复杂人性”才更有意义：“《投名状》改编自《刺马》，剧情大家都知道，是很容易明白的故事：兄弟结义，中间有个女人，兄弟反目。我之所以要再拍，除了小时候看张彻导演的《刺马》给我很大震撼外，最重要的是人性很复杂。在那样一个物资贫乏的时代打仗，五千万人，绝大部分都死了，在那个状态下人所做的事情是很难理解的，包括‘投名状’，包括抢人家东西的价值观，最后大家为了得到更好的明天，更要自相残杀……这些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背景。”

　　综合来看，《投名状》可谓“处处皆颠覆”，“全盘否定”偶像巨星们的固有形象——最能打的李连杰文戏最多，变成了“知识分子”；刘德华成了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草寇；最英俊的金城武最残暴、最无脑；看似毫无“红颜祸水”气质的徐静蕾却搅乱了硬汉阵营……

　　黑暗人性与政治阴谋：兄弟无用

　　诡谲善变的“复杂人性”必将导致复杂故事，而非“吴宇森式”的简单正邪对立与浴血枪战。陈可辛之所以翻拍《刺马》，口头上说是向老导演致敬，更多还是被《刺马》的历史原型——“满清四大奇案”之一的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所深深吸引，因为那件传奇迷案之所以经久流传、众说纷纭，就是因为它集结了阴谋、善变、情色、背叛，甚至政治机密等诸多复杂元素。

　　清同治9年(1870年)7月26日，两江总督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由众护卫护送返回督署，途中却被独行刺客张汶祥所杀。此事轰动朝野，慈禧太后惊问：“此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很奇。”

　　更奇的是，案犯张汶祥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期间虽有曾国藩、郑敦谨等朝廷大员复审，却始终未得真相。次年十月，张汶祥被剖腹挖心，以祭马新贻之灵。

　　由于“刺马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难免传闻四起，使案情更加扑朔迷离，后人将“刺马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太原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张汶祥为何“刺马”？清廷给出的答案是“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但更有危言耸听的说法将“刺马”描绘成政治暗杀事件——无功无德的马新贻居然坐上两江总督的位子，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圣恩何以如此眷顾？据查张汶祥本是湘军，而马新贻上任后曾严厉惩治湘军游勇，案发后清廷又派“湘军老祖”曾国藩主审，这其中又有何奥妙？……

　　如此这般，倘若《投名状》真能假借三兄弟的生死情仇拍出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土崩瓦解，进而直刺人性深处，便有望成为真正的史诗大片，所以陈可辛口头所说的“拍一部《英雄本色》那样的男人电影”不过是宣传口号，希望能把更多观众拽进影院，一旦你进去了，整个世界就都黑下去了，人性就全暴露了，悲剧从头演到尾。